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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zra F. Vogel

Not anyone within the 20th century had a better effect on global background than Deng Xiaoping. And no pupil is healthier certified than Ezra Vogel to disentangle the contradictions embodied within the lifestyles and legacy of China's boldest strategist-the pragmatic, disciplined strength at the back of China's radical fiscal,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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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Princeton college Press, 1994), pp. 116–117. 第13章 鄧小平的治國術 鄧小平無法忍受令毛澤東感到陶醉的個人崇拜。[13-1]與毛時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共建築裏基本不擺放鄧小平塑像,人們家中也幾乎見不到懸掛他的畫像。很少有歌頌他成就的歌曲和戲劇。他也從未擔任過黨的主席或總理。學生們確實要學習鄧小平的政策,也會引用他的名句,但並不需要花時間背誦他的語錄。 然而,儘管不搞崇拜、也沒有令人敬畏的頭銜——他的職位不過是黨的副主席、副總理和軍委主席,鄧小平卻對權力的各個重要層面行使著有效的控制。他充分運用個人聲望,大膽地創建了一套運作良好的體制,把一個國家建設得強大繁榮。他究竟是如何取得這一驚人業績的呢?如果說毛澤東像一個高居雲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簽發詔令,那麼鄧小平更像是一個總司令,審慎考察著自己的作戰計劃是否得到正確部署和落實。 權力結構 鄧小平在寬街的家中辦公,那裏地處中南海東北方向,到中南海驅車用不了十分鐘。隨著聽力漸差,他很難參加會議。他的聽力問題是由無法治癒的神經退化疾病和不時出現的耳鳴所致,這造成了神經性失聰和耳內異響。[13-2]他的聽力在1980年代後期惡化,講話者必須對著他的左耳大聲說話。這也使鄧小平認為,把時間用在看文件上要比出席會議劃算。他更喜歡讀會議報告、聽機要秘書王瑞林講述會議的情況;王瑞林代表鄧小平出席會議,跟其他高官的機要秘書會面以瞭解他們的看法。 鄧小平的作息很有規律。他八點用早餐,九點到辦公室。妻子卓琳和秘書王瑞林為他準備好要閱讀的材料,包括大約15份報紙、從外國媒體翻譯的參考資料、一大堆來自各部委和各省黨委書記的報告、新華社搜集的內部報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為瞭解最新動向,鄧小平主要依靠書記處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整理的情況匯總。鄧小平閱讀時不做筆記。文件在上午十點前送達他的辦公室,他當天就會批覆。他不在辦公室留下紙片,那裏總是乾淨整潔。 陳雲要求自己的機要秘書每天為他選出五份最重要的材料,鄧小平則要瀏覽所有材料,以便自己決定哪些需要仔細閱讀。讀過材料並對其中一些作出簡要批示後,他把全部文件交給王瑞林和卓琳,由他們把他圈閱或批示過的文件轉交相關幹部,再將其餘文件歸檔。鄧小平圈閱或批示文件就是他領導全黨工作的方式。對一些文件他簡單地寫上同意,還有一些文件他會送回,要求作進一步加工和澄清,或提出再做研究的指示。 在上午三個小時的閱讀時間裏,鄧小平很少會客,但中間他會花20到30分鐘到院子裏散步。在家用過午飯後,他一般會繼續看材料,有時會讓幹部來家中見面。如有重要外賓來訪,他會到人民大會堂的某個房間會見他們,有時也與他們一起用餐。 鄧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種聲譽——他善於區分大事小事,將精力集中在能給中國帶來最大變化的事情上:制定長期戰略、評價可能決定長期目標成敗的政策、爭取下級幹部和群眾的支持、宣傳能體現他想實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複雜的領域,例如經濟或科技領域,鄧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戰略,然後向他說明不同的選擇,最後由他拍板。在另一些問題上,例如國防、與重要國家的關係和高層幹部的選拔,鄧小平會花更多時間摸清情況以便親自制定戰略。自1952年就擔任鄧小平機要秘書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說明鄧小平的意見時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幹部認為毛遠新剛好相反,他在1975年末到1976年初向外界解釋毛澤東的意見時,往往用自己強烈的成見去渲染甚至補充毛澤東要他向其他幹部傳達的意見。王瑞林對任何事關黨或政府的事都避免作出自己的解釋,儘管他與鄧小平悠久的關係使他更像是鄧家的一員。王瑞林不添油加醋這一點對鄧小平來說很重要。有時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為使外界準確知曉他的想法,鄧小平會寫下主要觀點,讓王瑞林傳達他的書面意見。 總書記胡耀邦是黨務的執行官,總理趙紫陽則是政府事務的執行官,他們將所有重要問題交鄧小平最後定奪,但多是以書面形式,很少親自面談。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例會(但主要是書記處會議),趙紫陽主持國務院的會議。陳雲和鄧小平很少參加這類會議,均由機要秘書代為出席。趙紫陽在其口授的回憶錄中說,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書而不是決策者,但他們要負責抓落實。鄧小平確實保留著拍板的權力,但通常他不會事必躬親;他定大政方針,讓胡耀邦和趙紫陽以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去落實他的指示。在作出最後決定時,鄧小平會考慮政治氣候和其他主要領導人的意見。雖然他做事獨斷而果敢,其實也受到政治局成員中的整體政治氣氛的限制。 1980年,政治局由二十五名委員和兩名候補委員組成。其核心——即權力強大的政治局常委會——有七名成員。一般認為,政治局中較年輕的成員是政治局常委的潛在候選人,常委會的成員是從政治局委員中產生的。[13-3]1980年代初的政治局常委包括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胡耀邦和趙紫陽。年邁的葉帥很少參與實際工作。陳雲和李先念只在大事上表明意見,黨的日常決策權主要掌握在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手裏。每個常委和一組特定的政治局委員有自己的辦公室秘書,他們隸屬於書記處,負責收集材料、起草講話、處理文件,並充當常委和其他高官之間的聯絡員。即使觀點不同,鄧小平治下的政治局是個相對有紀律的組織,能夠聽從他的指示。 華國鋒擔任黨主席時經常召開政治局常委的例會,鄧小平則很少召集常委開會。當趙紫陽問他何以如此時,他說:「兩個聾子﹝鄧小平和陳雲﹞能談什麼?」鄧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確。他很清楚,建立新的組織結構,要比把一兩個領導幹部派到不配合其政策的舊組織更容易控制權柄。中央書記處恢復後,成了一個處於他明確控制下的全新機構。鄧小平把這個為全黨提供最高領導的新神經中樞安排在中南海北門內,讓他親自任命的胡耀邦領導黨的日常工作。政治局成員在書記處都有自己的辦公室,他們在這裏召開例會。中共中央辦公廳是一個更大的行政單位,負責起草和傳達文件,處理北京黨中央各單位和省一級黨委的來往,書記處則要小得多,它只為最高領導服務,就像一個黨的內閣。 胡耀邦主持書記處的會議。雖然胡也要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但鄧小平建立起自己的領導班子後,常委會很少開,政治局一個月也開不了一次會。趙紫陽作為總理也會參加書記處的會議,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葉劍英不親自與會,而是讓他們的機要秘書代為參加。機要秘書對自己所代表的人都十分瞭解,這一群機要秘書可以進行坦率的交流,避免了領導人本人因排名、權力或面子等顧慮而可能引起的問題或尷尬。 鄧小平的見解有助於形成共識,但在書記處對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一般不會作出最後決定。一旦在重要問題上達成共識,書記處就會擬出文件在常委中傳閱。常委們會在文件上畫圈表示同意,或是作出簡短批示。在後一種情況下,文件會送回書記處進行又一輪修改。最後,由鄧小平「拍板」批准一項決策或文件的最終措辭。 數位高層官員,其中大多是接近政治局級別的,被任命為書記處書記。與秘書不同,他們都有管理權。政治局成員以及這些書記處書記下面都有一個「領導小組」,負責協調不同系統的工作。[13-4]比如彭真領導著管政法的領導小組,萬里領導著管農業的小組,宋任窮的小組管人事,余秋里的小組管工業和運輸項目,楊得志的管軍事,胡喬木的管黨史和意識形態,姚依林的管經濟計劃,王任重的管宣傳,方毅的管科技,谷牧的管外貿和投資,彭沖的管長江三角洲地區(上海周邊)的工作。[13-5] 其他最高層領導人有時會不同意鄧小平的決定,偶爾也會因為鄧不跟他們商量而生氣。最初,鄧小平不得不與陳雲的觀點角力,因為陳比他懂經濟,且陳的意見在其他領導人中享有很高權威。在軍事領域,葉劍英退到一邊之後,鄧小平再也感覺不到還有誰的意見能對自己有所制約。在軍事和外交方面,鄧小平有幾十年的經驗,對自己的想法充滿自信,因此很少向別人讓步,儘管在具體事務和起草文件上需要借助於專家。即便其他領導人不同意鄧小平作出的決定,他們也會遵守黨紀,不會公開表達異議。 鄧小平可以同他的機要秘書王瑞林隨意交談,他與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關係則要正式得多,他也很少單獨會見他們。胡和趙有相當大的自由按自己認為恰當方式處理公務。鄧小平通過他們提交的書面文件,借助於王瑞林的補充,去瞭解他們的觀點。 鄧小平偶爾也跟與他年齡相近的老幹部見面,如楊尚昆、王震和薄一波,他與這些人是幾十年的老相識。這個由多年知交組成的小團體有著高度的個人信任,使鄧小平能夠對政治氣氛和人事問題作出更可靠的估計。鄧小平與楊尚昆有著特殊關係,他們同為四川人,鄧小平擔任總書記時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也是鄧小平和軍隊之間可靠的聯絡員。鄧小平與給他寫講話稿和起草文件的筆桿子,尤其是胡喬木和鄧力群,也有著比較隨意的關係。相比胡耀邦和趙紫陽,鄧與他們交往時更為輕鬆。 鄧小平用不少時間準備每年的中央全會,因為這種會議能在二百多名中央正式委員和一百多名候補委員中統一思想。他用更多時間準備每五年一屆的黨代表大會,因為它能在更長的時間內使人數更多的黨代表統一思想。在籌備這些重要會議時,鄧小平會與胡耀邦和趙紫陽一起工作,列出他要涉及的重大問題的議程,然後讓他們和胡喬木等人一起領導文件和講話的起草。對於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在發表之後通常會進行新一輪的編輯加工,作為能傳之久遠的歷史檔案收入他的文選。 像其他高層領導人一樣,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鄧小平一般會去較溫暖的地方住上幾周。夏天他會去海濱城市北戴河避暑,那裏是高層領導人休假並進行非正式交談的地方。但是對鄧小平來說這些「休假」其實也是處理黨務的機會。例如,1984年他在廣東和福建的經濟特區過冬時,肯定了它們取得的成就,把它們確定為沿海發展的樣板(見第15章)。在1988、1990、1991和1992年,鄧小平視察上海等地,推動了加快上海市發展的計劃。 隨著年齡的增長,鄧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體力的辦法。他利用書面文件處理大多數事務,避免參加勞力耗神的會議。他的大多數電話都由王瑞林處理。鄧小平在接見外國要員前不要求別人口頭通報情況,雖然部下們可以看出他對來訪者的近期活動有一定瞭解。只要不是會見大人物,鄧小平通常在家裏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飯後他一般會放鬆下來,和孩子們一起看看電視。他關注新聞,對體育也有興趣,每週會有一兩次請人來他家打橋牌。但是他與牌友、甚至與家人都不怎麼閒聊。[13-6]鄧小平有「不愛說話」的名聲,即便是在家裏。[13-7]鄧小平晚年時尤其注意保存體力,而會見外人時,人們則看到他機警、活潑,甚至熱烈。 除非在正式場合發言,鄧小平講話一般不需要提綱,而能講得條理分明。通常他唯一的提綱就是關於他講話的主題以及他所要訴諸的對象。1985年過了80歲以後,他避免做需要精心撰寫、編輯和陳述的長篇講話。除了包括1992年南巡講話等少數例外,他的講話不再被加工成有標誌意義的長篇文件。 鄧小平的家人覺得他親切寬厚、言談風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對他敬重有加,卻不像對胡耀邦,或當年對周恩來那樣愛戴他。他們知道,在緊要關頭,鄧小平會做他認為最有利於國家的事,而未必考慮這樣做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手下人。實際上,有些人覺得與周恩來和胡耀邦相比,鄧小平待人就像對待工具,視其是否有用。鄧小平16歲離開家鄉後再沒有回去過,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報效的是整個國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別或朋友。與毛澤東不同,他既不心機複雜,也不懷恨報復,儘管也有極少的例外。下屬認為他是一個嚴厲、急切、要求高但講道理的監工,他們懷著敬畏與他保持距離。他是獻身於事業的同志,不是可以違背組織需要的仗義朋友。[13-8]毛澤東性情多變,而鄧小平作為最高領導人則行為一貫、治國方式始終如一。 治國和改革的指導原則 作為有12年戎馬生涯的軍事領導人,鄧小平很看重權威與紀律。置身高位、參與治國後,他更看重國家的權威,因為他知道自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裏,中國領導人在維護治國所需的權威上是多麼艱難。1950年代擔任領導人時,他對毛澤東神一般的權力有親身感受,他知道這種權力能成就什麼。然而他也看到,當這種權威在文革期間被消耗掉之後,再想做成事又是多麼困難。作為頭號領導人,他知道僅僅靠法規並不足以讓群眾服從——中國還不是一個公民對法律具有發自內心的普遍尊重的國家,而其中部分原因又在於長期以來公民們總是看到領導人在隨意改變法律。鄧小平就像中共領導層的其他同事一樣,認為群眾不僅需要在學校,而且需要在一生中不斷接受宣傳,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使之理解為何要遵守一定的規矩。而這種「教育」,需要輔之以人們對最高領導人一定程度的敬畏,以及對於膽敢蔑視權威可能給個人和家庭帶來的後果的懼怕。 鄧小平知道,他絕無可能讓群眾對他產生像對毛澤東那樣的敬畏。但是,他對如何維持自己的權威也心中有數。他在擔任頭號領導人時已經享有個人威望,其基礎是他有50年擔任中共領導人的資歷、他過去的功績、毛和周曾把他作為可能接班人的培養,以及他為國家作出正確決策的能力。直到1981年,毛澤東的形象一直有著強大的影響,為維護自己的權威,鄧小平必須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1981年他把毛的基本思想定義為「實事求是」而被人們接受,還作出了承認毛澤東1958年以後所犯錯誤的黨史決議。這樣一來,即便他在某些問題上背離了毛的觀點,鄧小平也足以維持自己的權威。 鄧小平支持「黨內民主」的觀點。對此他的理解是:領導人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以減少犯嚴重錯誤的危險;然而,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一旦作出決定,黨員就要執行。 鄧小平認為,發展經濟可以加強黨的權威和他個人的地位,這種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當1983年至1984年經濟迅速平穩發展時,鄧小平的權威幾乎不可撼動。當經濟問題嚴重時,例如1980年代後期,中國陷入嚴重通貨膨脹,社會上人心惶惶,鄧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損。 鄧小平從未提出過治國原則,但是披閱他的講話、參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實際作過的批示,還是有可能總結出一些可視為其治國模式的基本原則: 言行要有權威性。鄧小平當過十多年嚴厲的軍事領導人,他懂得如何讓風趣的談話也能透出威嚴。做重要講話之前,他會和其他重要領導人及正統思想的捍衛者一起為講稿把關,使他確信自己的講話是在傳達黨的聲音。 決定一旦宣佈,鄧小平不會承認錯誤、削弱自己的權威。在外國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鬆,但在黨內他絕不會輕易拿自己的權威冒險,而當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權威,就會表現得十分堅定。 捍衛黨的地位。1956年鄧小平在莫斯科親眼目睹赫魯曉夫對史太林的全面批判損害了黨的權威,他決心維護中共的尊嚴。如果他斷定某些批評危及中共的尊嚴或傷及他的領導地位,他會嚴加限制。如果批評得到很多人的回應,他會作出更強烈的反應。當鄧小平認為讚揚西方式民主之類的思想具有嚴厲批評中共的意味時,他會為維護中共的權威而作出堅定的反擊。 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不會公開迫害批評者,但是對於他認為威脅到社會秩序的人,他也一向毫不手軟。他支持判處江青死刑,他把魏京生這種批評者投入監獄。像王若水、劉賓雁、方勵之這些批評中共的黨員,哪怕他們作出過貢獻,他也會毫不留情地將其開除出黨、撤銷職務。後來鄧允許他們出國,但禁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回國。 堅持統一的命令體制。鄧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能在中國行得通。他認為統一的命令體制更好用,效率也更高。中國也許可以有初級的分權制度:黨的代表大會具有準立法功能,書記處有行政功能,紀檢委有監督黨員的準司法功能。但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還是單一的強大權威說了算。 牢牢掌握軍隊。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黨對軍隊的控制。當華國鋒有拉攏軍隊的跡象時,他立刻採取行動切斷他與軍隊的聯繫。即使在放棄了其他職務後,直到1989年11月以前,他一直保留著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在他擔任頭號領導人的整個時期,他通過他的忠實支持者楊尚昆來確保軍隊高層的支持。鄧小平任命真正效忠於他的人——他過去在二野的老部下——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一類關鍵職務,他們反過來又能保證沒有任何異議團體敢於挑戰他在黨內的權威。 得到群眾的支持後,再作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鄧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層幹部和普通群眾抵制的政策。他最有爭議的措施之一是解散農村人民公社,但他在1979年並沒有公開贊成解散公社。他僅僅說,在農民餓肚子的地方,要允許他們找一條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對者也難以批評這種觀點。看到饑餓的農民因實行「包產到戶」而產量大幅提高的報告後,他讓人們廣泛宣傳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傳出成功的報道、即包產到戶得到廣泛擁護後,他才在1980年5月宣佈支持這種做法,甚至這一宣佈也不是廣而告之。他仍然謹慎地表示,只在得到群眾擁護的地方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度,而實際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做法會迅速鋪開。 規避罪責。如果鄧小平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出了問題,通常要由下屬來承擔罪責,就像把毛澤東的錯誤推到林彪、江青和其他下一級幹部身上一樣。在一個最高領導層的紀律仍然嚴重依賴個人權威的國家,鄧小平像其他很多高級幹部一樣,認為有時必須丟卒保帥。在某些極端形勢下,為了完成當前的任務,他也會拿自己的權威冒險,例如1979年攻打越南的情況。但是一般而言,下屬是被指望為錯誤扛起罪責的。某些關鍵問題哪個下屬直接牽涉,就由誰來擔當罪責。 根據長遠目標作出短期決策。鄧小平在1978年成為頭號領導人時已經70多歲了。他經歷過無數變故,他領導的國家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他自然會對國力的盛衰持一種長遠眼光。鄧小平上台後,不必面對短期選舉,因此他能著眼於長遠目標,例如從1980年到2000年讓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或在21世紀中葉使中國成為小康社會。他也能為香港和臺灣提供回歸之後實行一國兩制、至少50年不變的政策。在考慮制定年度或五年計劃時,鄧小平也把它們放在長期目標的視野之內。 採用有助於實現長遠目標的政策。鄧小平搞四化的努力一旦得到普遍擁護,他就能為實現這個目標的政策爭取到廣泛支持。他培養和聘用專家,用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取代上了年紀、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他大力精簡吞噬著推動中國現代化所需資源的黨政軍臃腫的官僚隊伍。鄧小平為減少軍隊和黨政官僚的規模耗費了大量精力,因為這一政策受到不願退休者的強烈抵制。鄧小平也認識到,很多新的計劃必須逐步加以實行。他知道提高教育水準需要數十年時間,他必須為實現每一個目標定出標準。 鄧小平很清楚,在新就業崗位出現之前取消國營企業,將造成嚴重的社會乃至政治問題,所以他決定把關閉缺少競爭力的國營企業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業機會再說。他知道,強迫那些在革命中打過仗的老幹部退休會遇到廣泛的抵制,他願意動用有限的財政,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優厚的待遇,包括住房和休閒設備,一些高幹甚至可以繼續使用公車。完成了這些困難的轉變之後,他才開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齡的正常制度。 鄧小平大大擴展了有才華的年輕人得到深造的機會,提高了學者的地位,允許知識青年從農村返城。他很快就設立了計劃,使445萬工作素質有待提高的「專業技術人員」得到再培訓;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鼓勵受過教育的人把檔案存放在那裏,以方便人才流往最需要的地方。[13-9] 鄧小平願意採取一些過渡措施,但他心中始終想著長遠目標。1981年文革後的第一批中國大學生畢業時,鄧小平繼續實行畢業生分配制度,把大學生安排到指定的關鍵崗位。直到1980年代末,鄧小平才允許大學畢業生自主擇業。 鄧小平不認為在1978年就能預見到哪些制度最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他授意趙紫陽成立研究機構,研究各地採用的截然不同的體制。如果試驗取得成功,他會鼓勵人們嘗試在其他地方是否也能奏效。 正視令人不快的事實。鄧小平認為,掌握真實情況十分重要。在大躍進期間,浮誇報告使災難變得更加深重。鄧小平會通過不同的渠道驗證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後再對它的真實性作出判斷。即使這樣他也會存一份戒心,願意找機會親自看一看。鄧小平尤其願意聽取他所選定的一部分官員的意見,如楊尚昆和他的機要秘書王瑞林,他們能夠對他實話實說。他也仔細聽取外國人向他介紹他們在中國看到的情況。 鄧小平不但避免誇大他認為中國從長遠看能取得的成就,而且盡量降低地方幹部和普通群眾對短期內所能取得的成就的不切實際的期望。此外,他接受專家的勸告,中國不應急於發展大型重工業部門,而應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輕工業。 做事果敢。用中國人的說法,鄧小平能做到「舉重若輕」。陳雲同在軍隊中與鄧小平共事12年的劉伯承相似,以辦事慎重而聞名,屬於「舉輕若重」的人。陳雲注重細節,尤其是在經濟問題上,比鄧小平要細心得多。但是在鄧小平看來,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敵方全部情報的指揮官難免要貽誤戰機。鄧小平確實用很多時間分析自己的決定的潛在後果,但在重大問題上,他往往願意在摸清全部事實之前就大膽推進。 推進、鞏固、再推進。鄧小平認為,對於遇到嚴重阻力的問題,最有效的辦法是不斷施加一定的壓力,然後等待事情得到鞏固後再繼續向前推進。[13-10]例如,為了使華國鋒下台更加順利,鄧小平分幾個階段施加壓力,在繼續推進之前讓其他人作出調整。1980年代初他認為與蘇聯恢復正常關係的時機未到,但仍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些有限進展,直到蘇聯因過度擴張而不堪重負,願意與中國恢復正常關係。 加強團結,減少分歧。鄧小平接手的中國是一個因深刻的內在衝突而飽嘗痛苦的國家。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地主被消滅,連續不斷的殘酷政治運動在文革中達到頂點,留下很多「你死我活」的敵對情緒。此外,這些鬥爭遍及每一個村莊和工廠,這意味著受迫害者或其子女往往要和迫害過他們的人一起工作。 鄧小平當政時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如何減少受迫害者的親友想尋機「算賬」的欲望。他經常利用自己身居高位的資格,鼓勵人們讓過去的事成為過去,專心幹好自己的工作。他也經常用「不爭論」一語。他把很多有爭議的問題放到一邊,認為不妨把難題留給後人去解決,他們可能有更聰明的解決辦法。他還全力支持胡耀邦清理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為受害者恢復名譽,對遭受物質損失的人給予補償。 避免宣傳過去的恩怨。鄧小平指示說,對文革可以作一般性的公開討論,但不要糾纏於細節,這只會揭開傷疤,加重過去的敵意,很可能重新造成冤冤相報。文革期間受到錯誤批判的幹部都平了反,但鄧小平建議,給他們恢復工作時不要加以渲染,以免讓過去的鬥爭死灰復燃。 通過試驗避開保守派的抵制。黨內很多保守的領導人害怕出現資本主義企業。但是當毛澤東時代被迫上山下鄉的青年人大批回城時,鄧小平和其他官員擔心他們找不到工作會造成大的社會動盪。由於當時的財政捉襟見肘,政府無力在國營企業中擴大就業,因此允許家庭搞「個體戶」,以免造成大批人失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資本家僱用八個人就是剝削的說法,這被解釋成親自參加勞動的創業者僱用七人或七人以下就不算資本家。個體戶便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鄧小平得到陳雲的同意後說,「看看再說」。最初企業主對僱七人以上十分小心,但是看到政府並不干預,其他企業主便起而效尤。鄧小平並不與人爭論,他只提到「傻子瓜子」,這是由安徽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及其僱員加工的十分著名的瓜子品牌。「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13-11]鄧小平聰明地解釋了中國為何要進行個體戶試驗,在恰當的時機對保守派作出一點不屑的表示,既機智地避免了意識形態之爭,又鼓勵了更多就業,使更大的私營企業得以立足。 用大白話解釋複雜而有爭議的問題。鄧小平作出基本的政策決定後,會用人們喜聞樂見的俗語對之加以解釋。這些機智通俗的說法不但使人難以反對政策,還能讓人覺得鄧小平平易近人。他並不是第一個運用格言俗語、使之與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中央高層領導人,但他運用得很廣。他的「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就是一種很有創意的方式,它為減少毛澤東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贏得了廣泛支持,它意味著幹實事要比遵循某種意識形態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說「意識形態不重要」,將會引起極大爭議,而他的「貓論」會讓人聽後付之一笑。(事實上,有些企業家甚至生產和銷售以貓為主題的裝飾品。)另一個說法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它有助於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後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個人之前打消人們對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個承諾,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政府會努力讓更多的人致富。「摸著石頭過河」也是鼓勵試驗的一種方式,它承認在新形勢下不應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效。 在解釋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把握好平衡。遵照中共的傳統做法,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鄧小平專注於使他的計劃保持穩健的中庸之道。他時常批評極端主義的做法,既批左又批右,既批「封建思想」又批「資產階級思想」。此外,在向群眾說明重要政策時,鄧小平認為更有效的辦法是作出解釋,講明大局和行動的長期目標,而不是直接命令。 避免派系,選拔能幹的官員。一些下面的幹部認為,選擇跟自己有特殊關係的人作為同事更安全,例如背景相同、同鄉或受過同樣教育的人。據說北京的三類人有著融洽的關係:(1)「團派」,即過去在共青團工作過的幹部;(2)「太子黨」,指中共高幹子女,其中一些人還有同窗之誼;(3)「秘書幫」,給高級幹部當過秘書的人。但鄧小平願意跟所有這三類人共事,只要他們能幹、忠於上級、不搞幫派活動。他鼓勵其他人也這樣做。 研究和營造「氣氛」。鄧小平作為頭號領導人,在政策的選擇上有相當大的靈活性,然而他也受制於北京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氣氛。鄧小平在大膽採取行動時,要做到讓其他高層幹部完全支持他。當然,在一定限度之內鄧小平可以通過他的講話、行動以及他所支持的人去營造氣氛。但是他在講話時通常只講大原則,不會觸及細節。最高層的官員,那些政治局裏的人,對國家的問題有足夠瞭解,對於哪些事可以做或至少可以接受,都會形成自己的看法。在重大問題上,例如如何看待毛澤東的威信、廢除城市和農村的集體制度、擺脫計劃經濟、允許外國人在中國自由旅行等等,在鄧小平感到政治氣候完全有利之前,不會採取行動。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包括高層幹部在內的每一個人都會對當前的政策和領導人表示堅決支持。因此即便高層幹部也不易搞清楚,什麼時候其他人會對當前的政策和領導人產生了嚴重懷疑,從而確信需要作出改變,例如1978年底對華國鋒及其政策就發生過這種情況。由於高層幹部在重要政策問題上從不公開表達不同意見,因此各省都在北京設有辦事處,這些幹部要窺探可能發生政策變動的跡象,猜測省裏正在考慮採取的某些行動是否會被認為正確或至少可以容忍。即便是鄧小平,為了把握這種氣氛,不但要依靠閱讀各種材料作出敏銳判斷,還要依靠敢於向他說出令人不快的真相的人,如鄧力群、楊尚昆、王震、王瑞林和他自己的子女。 最高層的氣氛一向複雜而微妙,因為它的基礎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開的討論。轉變高層氣氛的重要因素,大概莫過於現行的政策、戰略和領導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錯,政策或領導人就會獲得支持。如果事情搞砸了,人們就會躲避,以免與失敗有染。例如,每年年底公佈的經濟結果會影響到有關現行經濟政策和對其負有責任的幹部的評價。大多數高層幹部都贊成在某些地方搞試驗,假如試驗取得成功,鄧小平等人就會覺得可以放手加以推廣。 不消說,對於政策取得了多大成功、將來的作用如何,不同的幹部有不同的眼光,其中一些人比較保守,一些人比較開明或包容。鄧小平努力維持足夠數量的少數人、最好是多數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在他感到某些問題上存在著強烈的反對意見,即便是出自極少但具影響力的少數人,那麼,他在提出重大創意之前也會想方設法爭取他們的合作,或至少讓他們消極接受。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會推遲採取堅定的立場,直到氣候變得更加有利。 說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個人必須加入合唱,表態支持具體的政策。對於他們認為適當的政策,他們會給予認可,因為跟得不緊有可能吃虧。在鄧小平看來,成功的領導人不僅要決定正確的長期戰略方向,還應當知道如何去營造「氣氛」,如何選準時機採取大膽的步驟,在幹部群眾都願意支持時迅速採取行動。 [13-1]SWDXP-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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